从国家推进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政策要求来看，近年来国家从多个层面如教育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教育部与民政部等多部门的联合发文、基层治理改革等方面细化社区教育在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位置与实践路径。但这些政策在基层社区执行情况如何，到底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基层党群服务中心教育功能的开发呢？已有研究多从组织结构与激励机制出发探究基层政府执行政策时的行动策略，陈那波等则基于对三个街道办在网格化管理政策推行上的行为差异比较，提出了新的解释框架：认为尽管面临相同的结构地位和激励函数，但管理任务量的巨大差异、行政资源的平均化配置模式和自致资源获取能力的差别，促使基层政府在面对同一任务时分别采取了按部就班、被动应付和政策悬置三种应对行为。[3]在对于基层党群服务中心教育功能开发现状的分析中，任务和资源这两个变量也是影响社区教育活动开展实效的重要因素。而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在同等条件下，除了任务和资源这两个变量，基层党群服务中心从事教育活动规划与实施的专职人员的专业化程度也是非常重要的主体因素。

（一）管理任务量不断膨胀，教育功能开发成为边缘任务

如前所述，虽然各级党政都认为教育具有重要的功能，应在基层党群服务中心通过教育活动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这是在资源与任务相匹配的情况下，教育活动具有应然状态中的重要性，处于各类任务的中心地带，能被认真执行。但在现实中，却因为当前基层社区承担了来自各个领域的任务要求，这种任务量随着人民生活的丰富性而不断增多、膨胀。同时基层党群组织若缺乏充足的资源保障，就容易使基层党群组织的社区教育被视为锦上添花甚至可有可无，只有在年底总结时，会从其他各类活动中离析出跟教育相关的内容，应付交差。因为相比民政等事务而言，教育并不被看作是老百姓最迫切需求的服务内容，若没有保质保量完成，群众并不会有强烈的不满或是提出意见；但若是民政类的服务未能完成，则是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往往会引起更大的不满。因而在任务量大、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就只能先完成民政类的服务工作，教育这种具有隐形影响力的活动就容易被“搁置或观望”[4]或“用非正式的手段应付”[5]，导致上级对发展基层社区的教育等相关政策执行流于形式。

（二）制度化资源需合理分配，自致资源开发需强化内生动力

根据获取途径的不同，基层政府的资源可分为“制度化资源以及自致资源两大类”[6]。在基层党群服务中心的建设中，制度化资源主要依托于原有的社区各类公共服务的人财物资源的整合，在新的基层党群服务工作的制度设计下，自上而下进行资源配置，是常规化、正式的资源。例如，成都市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设立村级、城市社区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专项资金（简称“公服资金”），后纳入到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专项保障资金（简称“社区保障资金”），各城乡基层社区按照人口、地域等要素进行资金的分配。自致资源则是基层党群服务中心通过向上级党政部门、向各类社会资源两个途径主动拓展或获取的资源。而在开发基层党群组织的教育功能过程中，是否能激发基层党群组织的内生动力，积极向社会拓展资源，是影响社区教育活动质量和数量的重要因素。

关于制度化资源的分配与使用，实际运用到社区教育活动的比例并不高。以成都市公服资金的使用为例，根据贺玲等人的调查研究，成都Q区2016年度公服资金1613.18 万元，用于社区教育培训比重很小（约占比2.59%），实际使用资金41.79 万元，主要包括设立微型图书室、社区院落骨干能力提升等项目。而用于社区基础设施维护(维修)比重最大(约占比77.11%)，实际使用资金1243.88 万元，具体用于小区屋面及污水管网改造、大门改造、小区围墙整修、公共厕所修建等项目。[7]除此之外，还有用于社区文体公益活动、社区志愿服务、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等的费用，但占比都很小。这样的分配会制约教育活动的开展。

自致资源的开发，主要通过基层社区的特色打造等方式，向上申请专项的财力支持，向下则主要是通过向辖区内的企事业单位进行资源的整合，或者通过与社会企业、社会组织的合作、公共服务购买等方式，拓展资源渠道、丰富活动类型。在城区社区中，自致资源的获取有其地域优势，对于农村社区而言，则缺乏相应的条件。要拓展自致资源的渠道，还需调动社区的内生动力，在重视居民学习需求、摸清居民学习需求的基础上，通过专职人员的主动开拓，获取更多的资源。

文章来源：《果树资源学报》 网址: http://www.gszyxb.cn/qikandaodu/2021/0218/608.html